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60年中药生涯 重振“江南药王”雄风

中药现代化的先锋

冯根生进入胡庆余堂当学徒的，从此开始他至今60年的中药生涯。当时，他才满14岁，从杭州高银巷小学毕业不久。1杭州解放。由于胡庆余堂每年只招收一名学徒，而传统的收徒制度解放后即被取消，冯根生便成了胡庆余堂唯一的“关门弟子”。

进入胡庆余堂那天的一幕，冯根生至今难忘，79岁的祖母含泪叮嘱：“记住，生意是学出来的，本领是做出来的，要诚实，有志气，当学徒是很苦的，千万不要当‘回汤豆腐干’。”祖母还唠叨冯根生：“不管今后长多大，干什么，都要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这些话成为冯根生一生的座右铭。

依照惯例，胡庆余堂学徒期为一年，但因为解放后再没有师弟顶班，冯根生的学徒期居然从一年延长到三年。虽然当学徒很苦，但长时间严格的基础训练，也奠定了他深厚的中药功底，让他一生受益不尽。他当学徒时，每天5点前起床，一直干到晚上9时才能睡觉。三年下来，不仅把两千多种中药的品相、药性、配伍及存放位置烂熟于心，还把当初开店时印发的《胡庆余堂雪记丸散膏丹全集》这部药书背得滚瓜烂熟。他忆及这段经历时说：“我当学徒从最苦的活‘小炒’干起，到学制胶，学炮制，学丸、散、膏、丹的制作，两年下来煎药数目粗算下来有12万帖。所以，我中药的全套本领是苦出来的。学徒工一天干16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什么苦累都不怕了。童工不吃苦，能懂得中药是怎么回事吗？成功的人都是苦出来的。”

这是两个流传甚广的真事。20年前，由冯根生创办的杭州中药二厂已经在中国中药行业出类拔萃，日本汉方药行业业务访问团来厂参观，有位专家递给冯根生一粒微丸，请他鉴别药丸的成分。冯根生微笑着说：“试试吧!”他将微丸放进嘴里,不慌不忙地答道:“此丹少不了麝香、犀黄、熊胆、蟾酥四味，噢，还有冰片，对吗？”日本专家愕然。此后不久，还有一次,一个新加坡代表团来访，—位华裔老者突然发问：“你们有用人的小便做中药的吗?”年轻的接待员以为老者有挑衅的意思，气氛顿时紧张。冯根生恰巧过来了，侃侃对答：“小便做药民间还有，过去中药作坊有小便间接熬的药，这味药叫‘人中白’……”老人激动地握住了冯根生的手。原来他也是中药世家出身，小时跟父亲做过这味药，他就想看看中药的学问在中国失传没有。久而久之，在海外冯根生便有了“药王”的美誉。这不能不说是与冯氏家族的传承，和冯根生在学徒期间接受的锤炼有着莫大的联系。

三年学徒期满后，冯根生在胡庆余堂当过营业员、车间工人、采购员、仓库保管员，也担任过生物制品车间、人保科和制胶车间的负责人，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提高了他各方面的能力。

冯根生的事业从1972年开始，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厂长至今唯一的幸存者。

1972年7月，杭州胡庆余堂一分为二，位于市区的母厂更名为杭州中药厂，位于西郊的制胶车间自立门户，升格为杭州中药二厂。当时的制胶车间实际上只是个破旧的作坊式工场，几十名药工在那煎熬驴皮胶，生产酊水糖浆，连一台电动机都没有，总资产只有37万元。在胡庆余堂的9个副厂长、副书记都不愿到条件极为艰苦的郊区工厂去的情况下，时任制胶车间主任的冯根生被任命为杭州中药二厂厂长。

建厂不久，就有一个药品检查组来检查，说这哪像生产药的地方，倒像电影《夜半歌声》里的破庙。这话如冷箭插心，在冯根生脑海中闪出两个字“耻辱”。国宝被人看不起，搞中药的被人看不起，这个滋味冯根生受不了，他对全厂职工放出“大话”：十年内，要把杭州中药二厂建成全国一流中药企业。冯根生的誓言没有赢来掌声，大概是面对乱石满岗、荒草连地的环境，面对土灶、木桶、淘箩、铁锅等陈旧原始的生产工具，职工们觉得这话太渺茫了，他们实在无法将眼前的烂摊子与冯根生的“第一流”联系起来。

1972年10月，冯根生改造工厂的行动开始了。那时，杭州中药二厂穷得连一袋水泥都要向邻居啤酒厂借，其他材料也要靠情面化缘得来，但他们还是克服艰辛修了路，翻建了厂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抓生产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在冯根生改变工厂面貌的过程中，就有人将大字报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冯根生为什么要冒个人政治风险去做？首先是基于强烈的紧迫感，他想尽快改变工厂落后面貌，他更担忧曾有人断言：“中医中药，生长在中国，开花在日本，结果在韩国，收获在美国”。他是一个立志献身中药事业的人，对此当然绝不会等闲视之。

中药是地地道道的国粹，有几千年历史。冯根生搞中药的独到之处，是“厚古厚今”，即他置身于传统，但能突破传统，从传统中找出路，将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

为冲刺目标，冯根生作出了三条决策：

——造就一支中药研究队伍；

——提升中药制药机械制造；

——建设一个不逊于西药厂的“中药城”。

这就是具体化了的冯根生认为的“一流中药企业”。

从1973年开始，冯根生广揽人才，求贤若渴。被说成是“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那时没人敢要，看到“臭老九”都怕，他要了。第一个要来，冯根生被批斗得要死，他说：再要1个、2个反正也挨批斗，索性5个、10个全要了，这叫“死不悔改”。有一位50年代初在北医大毕业的女同志，因家庭困难想从山西调来杭州工作，“人间天堂”是那么好进的吗？她跑了十多个单位都失望了，就在她心灰意冷之际，见到了冯根生，当冯根生听说她在山西一直搞西药合成和植物提取，懂两门外语时，当即决定尽快帮她办好一切调入手续。她后来成为杭州中药二厂的总工程师。从1972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冯根生从全国招来的各类工程师及技术精英达36个，自认为是发了一笔横财。

1976年10月，“文革”十年内乱结束。正所谓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冯根生得以放开手脚进行中药改革，此时，他已配备齐了包括经济管理、植物化学、生物工程、化学分析、机械、自动化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有条件一展拳脚了。冯根生的三条决策及随后的实施，使中药行业发生了一场革命。

冯根生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他认为，中药的问题在制剂。他指挥的中药生产技术的改造，包括原液提取的自动化，分封包装的机械化，药液输送的管道化，现场管理的科学化。中药生产由此实现了划时代的大工业生产，可以说，冯根生既是中国传统中药业的最后传人，他也是中国现代中药的奠基人。作家黄宗英说：“中医药是我国科学与经济走向世界的种子选手，冯根生则是郎平。”

在中药的禁区——静脉注射液方面，冯根生持之以恒地组织攻关，经上千次实验，终获成功。1976年10月，中药针剂车间竣工投产。

中国第一个以安瓿瓶装的口服中药浓缩液——生脉饮，在杭州中药二厂诞生，这带动了中药新剂型向“便捷化”发展。

以人参和蜂王浆为主料的双宝素口服液，一经推出，即深受市场欢迎，并成为“文革”后在国际上打开销路的中药保健品的标志性产品。同时，参麦针、丹参针、养胃冲剂等几十个治疗药纷纷投产，杭州中药二厂的生产逐步向现代化接轨。厂房也以建设国内一流厂房为目标，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并初步实现了工厂园林化。1982年6月，美联社记者威廉•塞克斯顿撰文在美国报纸上介绍杭州中药二厂，他写道“除了一个特点（传统中药）之外，这家药厂的情景同纽约或波士顿的先进化学生物研究所没有两样。”

至此1982年建厂十周年之际，这个原作坊式的工厂，固定资产已达建厂时的近10倍，工业总产值从建厂时在全国排名第300位，跃升至第7位，职工人数增加了5倍，国家医药管理局将其列为“全国中药行业样板厂”。当初冯根生向全厂职工立下的“十年建成国内一流中药企业”的目标全面实现。

冯根生说：“优秀的企业家不是评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有60%把握的事，就可以去做；有70%把握的事，得抢着去做；等到事情有了100%的把握时，再去做就太晚了。”

在全国中药厂都挤在一些类似的品种抢市场，发展空间愈来愈小的情况下，冯根生考虑，必须另辟蹊径。1978年，冯根生决定从发掘和开拓我国的中药宝库入手，向“保健品”的领地进军。他四处采撷古方、验方，在搜集到的120个配方中，冯根生认定明朝永乐皇帝用的“益寿永贞”为最有前途的处方。

1979年，根据“益寿永贞”方试制的青春恢复片（后改名为青春宝抗衰老片）成功了，经严格动物实验，证明其在抗衰老方面有神奇疗效，在120个配方对比实验中亦表现最优。生产后，立即畅销国内外，且好评如潮。青春宝片的配方随即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绝密级”。青春宝片用的主要药材人参、地黄、天冬，均选自道地产地和最佳季节。人参选自吉林长白山，地黄来自河南，天冬来自贵州，这三个产地是人参、地黄、天冬的优质产地。青春宝问世以来，其消费者遍布大江南北、国内国外。其中有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日本著名古筝演奏家佐藤美美子、著名导演谢晋等在服用“青春宝”后给予很高评价。1992年，“青春宝”由商品名成为企业名。2000年,“青春宝”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现在，矗立在桃源岭下的这座现代化“中药城”，俨然是国内外同行心目中的“圣地”。这里有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中药提取车间、中药固体制剂车间，中药生产程控化已经成为现实。日本制剂机械技术研究会访华团参观后，在日本国内专业杂志上撰文惊叹：“青春宝药业的自动化和电脑化，即使在日本也算得上是最先进的。”

2004年8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时高兴地对冯根生说：“这么现代化的中药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企业改革的尖兵

1988年，冯根生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历经15年的世事变幻、风雨沧桑。2003年，冯根生在杭州邀请当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再聚首。在谈到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时，他颇为动情地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总共有20位。这些年来，我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有过接触，作为仅有的几个还在位的企业家之一，我办这个活动，也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相聚的机会，有个说话的机会。当然，看到国家这么大的变化，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安慰。因为我们付出的劳动没有白花。我相信他们都有很多话要说，这些话都是财富，对以后的人，对以后的企业家都是有效的启示。没有过去那批企业家垫好的基础，现在的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实力，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强大，应该承认他们过去付出的代价，付出的劳动。”

改革之初的1984年，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冯根生率先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的职工全部实行合同制，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人。当时的规定是这样的：每个职工先与厂方签订两年合同，如不合格黄牌警告，只能发70%的工资，如再不行就辞退。有人质问冯根生：“你这样做有政策根据吗？”答曰：“没有，就是觉得不这样改革，企业没法发展！”如此“独断专行”，当时会得罪多少人啊，最后连北京也给惊动了，国家劳动人事部门为此在厂里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肯定了这项改革。

一年多后，《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杭州中药二厂的改革，并配发了评论：“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为什么杭州中药二厂能改，其他企业就不能改呢？”新华社发出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7篇进行了连续报道。杭州中药二厂成为千千万万国企仿效的榜样。

20世纪80年代初，冯根生到美国访问，第一次看到电脑联网管理，1984年2月，全国中药行业首家电脑控制中心在杭州中药二厂开机运行，当时电脑是由美国和日本购进的。冯根生的管理很严格。电脑考勤，迟到重罚，杭州中药二厂的迟到率为1/25000，上班时间不允许看报，他算了笔帐，一人算看20分钟报纸，全厂1000人就是45个工作日，相当于将近5%的人是专门看报的，最后为解决职工看报学习问题，他免费给所有职工家庭订报，全部送到家中。冯根生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严、二爱、三和谐。”没有严，就会乱套；没有爱，就没有归宿感和幸福感；最后的目的是达到和谐的状态。这一理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始终付诸实施。冯根生说：“你要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不尊重别人，别人怎么会尊重你呢？你要职工爱厂，你必须先爱职工，你自己都不爱职工，怎么叫职工去爱厂。”2006年，企业荣获“2006年度全国和谐劳动关系优秀企业”称号。

1989年国庆节，冯根生被评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当有人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这是来自浙江的劳动模范冯根生时，小平同志说：“冯根生，我知道，做药的，外国人都相信他返老还童的‘青春宝’。”

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的经营普遍陷入低谷。对以保健品为拳头产品、出口占产品很大比例的杭州中药二厂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被取消了进出口权，到手的外销生意做不成。到1990年时，全厂利税总额只有500万元，不足1988年的1/5,导致困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合资、民营、乡镇、校办企业就能够经住风浪，甚至如鱼得水？冯根生喻为:国企和民企比起来，就像运动员赛跑，国企穿着棉衣棉裤，而民企穿的是裤衩背心，前者当然跑不过后者。冯根生认为，关键在机制。只有改变机制，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于是，冯根生决定与外商合资，解决机制弊端。消息传开，上门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大跨国公司，合资的条件也如出一辙：按帐面净资产入股、原有品牌一起加盟。冯根生坚决拒绝那样的合资。他认为，合资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决机制问题，不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还要通过合资使其升值，否则，所谓“合资”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人沦落为外方的小伙计。几经思索，他决定：在杭州中药二厂之上，成立青春宝集团公司。参与合资的是杭州中药二厂，而非集团公司，这样合资后，作为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仍然具有品牌、秘方的所有权，同时确保了中方资产所带来的利润仍可以归拢到国家手中。

经多次谈判，杭州中药二厂最终和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功，在1992年11月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时，杭州中药二厂帐面净资产只有4600万，经冯根生力争，未上帐的土地开发费、新品开发费，甚至连绿化雕塑费等也一一进入了评估范围，结果评估出了1.28亿元。国有资产增值近3倍，而专家评论：冯根生经此合资，青春宝一下子就取得了产品的出口权、经营自主权等国有企业梦寐以求的理所应当的权利。

在冯根生的领导下，企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4年后的1996年，青春宝集团年利税已超过2亿元，而当年的母厂胡庆余堂经营维艰，仅负债就高达9000万元，濒临倒闭。据统计，从1972年到1996年，同样的行业、同样的政策，胡庆余堂和青春宝在利税方面的差距已经达到了100倍，而胡庆余堂在品牌、产品、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的优势是当年的杭州中药二厂所无法比拟的！胡庆余堂这块金字招牌不能就此湮没，于是在1996年，杭州市政府决定：让青春宝集团和胡庆余堂实行“联合”。后者加入前者，由冯根生出任掌门人。

在会上，开始冯根生表示不接受市政府的决定，按道理，他对胡庆余堂的感情无人能比，祖父、父亲、他和他的儿子四代的命运都与胡庆余堂连在一起，1966年，“破四旧”时有人要砸烂老店，身为人事保卫科长的冯根生挺身而出，坚守一个月，保住了胡庆余堂，自己则被劳动改造当了两年装卸工。冯根生是太爱胡庆余堂了，正是爱之深，也才痛之切。

冯根生知道，从1972年两厂分家后，胡庆余堂换了8任厂长，工作失去连续性，多少机会擦肩而过。冯根生说不同意只是一句气话，用他的话来说，家门破落还是我的家，现在“老子”不行了，“儿子”不救谁去救！冯根生开出了“转换机制、擦亮牌子、清理摊子”的12字“药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派去了刘俊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按冯根生“新班子要以权谋公，决不能以权谋私”的要求，改变了机制，而机制决定了命运，胡庆余堂在并入青春宝的第二年，便实现了销售额、出口额、上缴利税的三大突破。兼并10年销售额增加10多倍，当年的杭州市亏损大户成了现在的纳税大户。2002年，“胡庆余堂”也喜获中国驰名商标。2006年，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冯根生个人也被选为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胡庆余堂从此打造了一条从药材种植、饮片加工、成药生产、零售、医疗门诊乃至工业旅游的完整的中药产业链。冯根生又重修了胡雪岩墓，在青春宝集团总部大楼前立了一尊胡雪岩铜像，并亲撰祭文。“面对胡雪岩像，我终于无愧了……”冯根生说。

2003年10月23日，冯根生向亲临胡庆余堂视察的江泽民同志汇报了青春宝集团与胡庆余堂的发展历程，江泽民同志高兴地说：“你工作得很好！”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方针。一直在探求改革突破口的冯根生感到这是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良机。他决定将正大青春宝国有股份的一部分卖给职工，让销售骨干、技术骨干持股，增加企业凝聚力。外方也有此意，但提出冯根生必须持大股，冯怕优秀职工流失，外方怕冯流失，而企业职工的眼睛也紧盯着冯根生。按杭州市政府批复同意的“内部股份制”方案，冯根生作为经营者需认购净资产2％的股份，计人民币300万元。职工说：冯总买300万元，我们就买；冯总买150万元，我们一分也不买！怎么办？如果不买，就意味着改革失败！冯根生一咬牙，个人出资30万元，贷款270万元买下全部300万元股份。至此，全厂职工像吃了定心丸，个个踊跃购股，企业发展继续加速。

2000年，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经测算，评价得出冯根生个人1972-1999年对企业的利税贡献价值是2.8亿元。冯根生说：“我看到评估的结果——我的贡献价值值2.8个亿。他们说这是‘量化’。当时，我接到这个也很激动，我讲了一句话：所谓的‘量’是量出来的，‘化’是一分钱都没有化过。当然，我也不希望化一分钱。但至少，这是对国有企业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一个肯定，因为这些财富都是国家的，这样的评估，对国有企业的老总来说也是个很好的说法。可能在国内所有的国有企业当中，第一个‘量化’的也就是我。当然现在，我也把这个作为我一生中的一个价值来看待。”

2003年12月15日，十位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相聚杭州。当年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历经十几年的沉浮，到那时仍在企业岗位上工作的，只有冯根生、青岛双星的汪海以及烟台港务局的朱毅三位了。参加聚会的原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马胜利落泪了，他说，在这个商业气息日渐浓郁的时代，他为自己身为一个企业家的不幸遭遇，也为当年一起出名至今仍在坚守阵地的冯根生还牵挂着他而欣然落泪。

国企经营者的表率

冯根生性情耿直，为人坦荡。他的名言是：“要以权谋公，不要以权谋私。以权谋公，胆子大点没关系；以权谋私，胆子要越小越好。”

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初的杭州中药二厂厂区尚处于初建阶段，冯根生一直以厂内建筑无法体现中国传统之美感到遗憾。1984年9月，已经70多岁的宁波古建筑工匠王成嘉应冯根生多次相邀，到杭州中药二厂为其造两座仿古亭，该亭用3万个木制部件组装而成，不用一颗钉，全是卯榫结构，此亭被命名为“丹亭”和“宝亭”，建成后为杭州中药二厂大为增色。王成嘉建成此亭后不久过世，冯根生将老人绝技长留人间，然由于此举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坚信自己没犯错误的冯根生拒不检讨，甚至已做好被撤职的准备。幸好此时彭真委员长亲临视察，在参观到“宝亭”时夸赞冯根生：“你不但继承了祖国的中药遗产，还抢救了祖国的艺术遗产，这个亭子造得了不起。”此事才不了了之。

冯根生最痛恨形式主义，他1991年的“罢考”在全国引起轰动。在名目繁多的针对企业经营者的考试面前，他拍案而起，说：“企业的效益是干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学习不是读书背课本，实践也是学习的课堂，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不解：为什么形式主义这一套东西喜欢到国企中去摆弄？”1991年10月30日，《钱江晚报》在头版刊出题为《著名企业家冯根生率先罢考》的新闻，紧接着《人民日报》等推波助澜，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由此可看出冯根生坚守道义的性格。冯根生说，“枪打出头鸟”，没关系，只要我努力保护好心脏，就是没有私心，就可以拼命快速地往前飞，飞出了枪的射程，就活下来了。

在冯根生的人生词典里，“戒欺”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戒欺是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时立下的店训，冯根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戒欺就是他的“圣经”。他认为，戒欺就是一种道德，一种诚信，做人如此，做企业也同样应该如此。

冯根生创出“青春宝”这个牌子，首先就是确保质量，质量关键的第一步就是选材。选材之严，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首先是“锁定”产地、季节。其次是严格鉴别。从药材的形状、大小、颜色、断面、质地、味道等多方面精心选材，不放过任何毛病。“宁可少赚点，不搞加工点”，也是保证质量的又一重要举措。在中国企业里，一种产品卖好了，来不及生产，于是开始找很多厂家委托加工，最后产量是上去了，质量却很难保证。为了保护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信誉，对消费者负责，冯根生坚持不搞加工点。

在危机考验下的非常表现，更能体现冯根生的性格与境界。

2003年4月，杭州市发现3例非典型性肺炎病例以后，市民争抢各类抗“非典”相关药品，胡庆余堂门前更是人山人海。听到此消息后，刚刚做过手术到外地疗养的冯根生星夜赶回杭州。胡庆余堂经理向他汇报，各药号的防“非典”中药一天出药3万余贴，一贴就要亏2元多，尤其是目前急需的金银花、野菊花等药材普遍涨价，原20元一公斤的金银花已涨到280元，如果不涨价，药店恐撑不下去了。冯根生思虑再三，做出了向市民的保证：哪怕原料涨100倍，也绝不提价一分钱。冯根生说，清代同光年间江浙一带曾流行过一场大面积瘟疫，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开仓放药，救百姓于水火，被传为江南美谈。冯根生认为应发扬光大光荣传统，愈是危难之时愈要体现社会责任感。他下令集团下属的制药企业和药店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生产、研制防治“非典”药品，所有有利于预防“非典”的药品一律让利出售，亏损由企业承担。

冯根生在危机面前的果断行动，迅速造成巨大的社会反响。2003年4月26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刊登署名评论文章──《向冯根生致敬》，指出：“在国家遇到困难、群众遇到危难的关头，是趁机捞一把，大发横财，还是依法经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自觉放弃获利的机会，自甘亏损，而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对企业、对商人们法律意识的检阅，是对他们良心的考验，是对他们价值观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冯根生值得所有的商人仿效，也值得我们大家尊敬。”

纵观冯根生的一生，至今已在中药行业工作60年，从厂长当到董事长在位子上一坐三十多年，稳健经营尤显突出。全世界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寿命都不容易做长，有的甚至平均寿命已短到几年。所以，企业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是稳健经营，不要将企业引向绝路，而一个稳健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在团队中的威望必是极高的。冯根生曾经多年住60多平方米的房子，领数百元工资。1996年一位马来西亚老板以百万美元安家费请他去当“洋老板”，他拒绝了。如果不牺牲个人利益，可能他领导的国企早垮了。他在企业中一直推行“分级授权”制度，避免经营管理中的“一言堂”。他说：“我更像一名篮球教练，在比赛顺利的时候，我要做的是静静欣赏他们，如果看到哪里出了毛病，就喊暂停，去指导，三次不行，就只好换人。”

这位“劳劳车马未离鞍”的年逾七旬的企业董事长，每天仍然是企业里最早一个上班的人。他最推崇的一种精神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最反对的行为是“企业不垮尽管亏，筵席不散尽管醉，牛皮不破尽管吹”。2002年，杭州市政府奖励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三个贡献突出的企业家各300万元。有记者问冯根生获奖后想圆一个什么梦，他说，我是国有企业的老总，实际上就是“保姆”，1972年还是动乱的年代，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国家没有给我一分钱，我省吃俭用把它带大，现在长大成人了，赚了很多钱，我还是“保姆”，我想圆一个让我退休的梦，但是在没有批准前，我愿意终生当这个“保姆”。

冯根生是我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国有企业领导，他执掌企业38年来，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一段中国企业的传奇故事：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把当初喻为“深山破庙”的、总资产只有37万元的作坊式中药工场，变成了总资产18亿元、销售收入20亿元、全国最大、最先进的中成药制造企业之一，创利水平多年稳居浙江省医药行业之首。

当置身于我国西部一片广袤的沙漠上，看着一株株与命运抗争的胡杨树，令人由衷地感叹生命的顽强，在干旱少雨的荒凉地带，胡杨可将根系扎进地下2O多米，顽强地支撑起一片生命的绿洲。如果说胡杨是沙漠中的脊梁，那冯根生先生就是企业中一柱栋梁。